武汉会战纪实 （连载十六）

下游日海军陆战队击退预9师右翼进至战局急转直下。而此时张发奎第1兵团还未能发挥出应有战力，便仓促败下阵来。  

正在九江指挥作战第9战区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回忆说：  

“面对敌军毁灭性的炮火，我们捱过了恐惧的时光。我将指挥部转移到庐山脚下。从前线上来的报告判断，我知道已经无法继续抵抗——所有的部队长都说他们不能再坚守下去。”  

于是，张发奎于25日命令部队占领狮子山至赛湖亘牛头山之间的第二线阵地，掩护九江的大部队撤退。同时，张发奎将指挥部移往马迴岭。  

日军波田支队一部于7月25日晚突入九江城，26日早晨7点30分完全占领九江。  

从波田支队在姑塘登陆到九江陷落，张发奎兵团仅坚持了三天。  

九江作战中，由于张发奎的第2兵团面对日军的进攻一触即溃，导致九江轻易失守，引起最高军委会的强烈不满。作为战役指挥官，张发奎对九江作战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月30日，蒋电令张发奎，即日起南浔路方面军事由第1兵团司令薛岳和第9集团军司令吴奇伟主持，同时命令吴奇伟第9集团军即刻转隶薛岳第1兵团，让张发奎立刻赶回武汉。这相当于撤了张发奎的职。  

张发奎7月31日收到蒋密电后，当天17时复电蒋，遵令将指挥权交于薛岳和吴奇伟。

8月1日，张发奎从德安出发去南昌。到南昌后，张发奎见了第1兵团司令薛岳。薛岳告诉张发奎，他也收到蒋的电报，称张发奎因南浔铁路之役要负失职之咎。  

张发奎从南昌出发经长沙去武汉。他首先见到军政部长何应钦上将。何应钦告诉张发奎，“向华，你很幸运，倘无陈诚，你可能被扣押。”，“陈坚称我是奉了他的命令行事的。换言之，陈诚为我背了责任。”  

8月6日到达武汉后，张发奎觐见蒋。蒋本来打算将张发奎撤职并送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受审，但由于陈诚主动承担九江陷落的责任，蒋没有理由处分张发奎，只好恢复其职务。

张发奎逃过一劫，于8月11日离开武汉赴阳新回任第2兵团司令。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及其他许多部队划归第2兵团归张发奎指挥，但此前隶属于张发奎第2兵团的李汉魂第29军团和吴奇伟第9集团军已划归第1兵团司令薛岳指挥。  

张发奎在九江作战中的表现有目共睹，作为三军统帅的蒋理当以军法办理，这样才能警示各级将领，以儆效尤，对今后的作战有益。

可陈诚主动站出来替张发奎揽过，让蒋感到左右为难。他既不忍处分无辜的陈诚，也不能惩办张发奎，还得让张发奎官复原职继续担任第2兵团司令指挥作战。

虽然由于陈诚等人和稀泥而复职， 但此事在张发奎心理上难免造成负面影响。

对张发奎来说，“这是一件可耻的事，也是八年抗战中最悲痛而遗憾的事”。而统帅部，特别是蒋对张发奎的信任也已大打折扣，有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此外，张发奎在军中的威信也会因此受影响而下降。  

从以后的作战进程来看，此事对张发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复职后，张发奎虽仍然担任第2兵团司令，但其大部分指挥权被剥夺。

按照第九战区命令，瑞昌、码头镇、富池口及瑞阳路一带的第52军、第92军、第54军和第13军统归汤恩伯指挥，负责长江南岸最关键的瑞阳路及沿江地区的作战。

张发奎则率领第2兵团司令部移驻阳新，亲自部署富水河两岸的防卫。庞大的汤恩伯集团虽仍在张发奎第2兵团隶下，但其作战基本不受张发奎指挥，而直接听令于陈诚和蒋，这就是军委会和蒋对张发奎不信任的具体表现。  

这种不信任给会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以后的作战中将会显现出来。而一个一度被解职又勉强复职、不受上级信任的指挥官，在指挥作战时难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因此很难发挥出正常的指挥才能。  

按照军委会的部署，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只负责富水防线作战。仅就富水两岸的作战而言，张发奎的部队表现并不理想。

其部队虽依托富水两岸有利地形，但既无法有效阻挡日军前进，又没能大量消耗日军，这是否因为受此事的影响，使北伐名将张发奎担心再出错，因此指挥作战时过于谨慎、墨守陈规、缺乏机动灵活而造成的呢？  

据负责防守排市及其东南高地石梯寺和汤公泉的第60军第184师第543旅第1088团第2营副营长王光纶回忆，第184师“先是归瑞昌、阳新的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但到了与日军接触战斗时，又常受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直接指挥，因此。。。

第2兵团张发奎指挥的其他部队，始终没有与第一八四师互相支援过。。。由于军以上的指挥没有统一，所以不能在战场上把握战机，发挥各个部队紧密配合的作用，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  

如果当时蒋撤换了张发奎，任命其他将领担任第9战区第2兵团司令指挥这一地区的作战，结果会不会好一些呢？不得而知。历史没有如果。  

相比于陈诚，张发奎在大是大非上更有原则。不久之后陈诚嫡系第18师师长李芳郴少将在富池口临阵退缩被送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时，陈诚请李芳郴的长官张发奎出面替李芳郴向蒋求情，遭到张发奎的断然拒绝。

他不能毫无原则的为一个“违反军令临阵退缩的罪人”求情，以免贻害将来。  

张发奎在8月7日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列举了6条九江作战失利原因。其中第6条才是重点。“六、高级军官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职此次在浔数日，与师长以上各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动摇必胜信念，影响作战士气，。。。”  

总的来说，从兵团司令张发奎到高、中级指挥官普遍缺乏战胜日军的信念，以至于部队遇到日军进攻时一触即溃，这是九江很快沦陷的最重要原因。  

九江作战失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事构筑不良。  

张发奎到达九江后，开始视察部队检查阵地工事，发现阵地普遍构筑不良。但由于他抵达九江较晚，已经没有时间和材料重新构筑或者加固工事。  

第74军军长俞济时中将在7月28日至蒋密电中指出，由于九江防御部队多系新兵，导致工事构筑不良，每遇日军飞机炮火轰击既失却战意，未经剧战即行溃散。  

战前惰于构筑工事，致使开战后阵地工事无法抗击日军的炮火轰击，使工事里的国军士兵不能有效躲避日军炮火，造成惨重伤亡。这是国军在整个武汉会战，乃至整个抗战中都存在的问题。中国军队似乎不怕死，但怕累。  

此外，九江防御部队均匀布置于江湖沿岸，没有防御重点，且皆一线配置，缺乏防御纵深，一点被突破，导致全线崩溃，是九江作战失利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张发奎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倘若他们（日军）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根据当时中日军队力量对比，张发奎的这句话没有错。但是，日军攻占一个地方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时间，却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一点正好取决于中国军队是否作出过顽强抵抗。张发奎似乎在回避这一点。   

根据日军第11军《九江攻略战概要》记载，在九江作战中，波田支队自23日0时从姑塘登陆到25日晚突入九江为止，判明战死91、战伤351。第106师团自24日登陆到26日为止判明战死4、战伤6。这一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出入不会很大。  

根据第9战区当时的统计，7月23日至7月31日，张发奎第1兵团伤亡失踪约15238人。这还不包括未据报的预备第11师、第90师和第52师损失。  

这就是说，日军攻占10多万中国军队守备的九江城，只付出了伤亡374人的代价。而国军却在付出伤亡15000人的代价下，只守三天就丢失了重镇九江。  

九江作战后，虽然张发奎幸运的逃脱处分，但他的两个下属却难逃其咎。  

负责姑塘守备的第8军副军长兼预11师师长赵定昌因疏于防范、作战不力、致使日军轻易登陆被撤职查办，预11师番号被撤销。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方面在此前从戴笠的军统和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两个独立的情报部门获取相互印证的情报，明确指出日军将在姑塘登陆。

而张发奎也判断“敌军将在九江与姑塘登陆”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波田支队还能够在预11师防区姑塘偷袭登陆，仅用疏于防范不足以形容预11师的过失。  

此外，增援姑塘失败的第128师师长顾家齐少将也因部作战不力被撤职查办，第128师番号也被撤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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